本節將先對華為的整體面貌進行說明，包括這個公司到底在做些什麼？又為什麼受到矚目？ 世界首屈一指的行動通訊裝置製造商 根據據點位於美國麻薩諸塞州的市場調查公司IDC的資料顯示：在2018年第三季，智慧型手機在全球市場的出貨量為：韓國的三星電子居冠（約占20％），華為居次（約占15％），Apple則為第三位（約占13％）。

1903年，有位名叫查爾斯．龐氏的義大利青年，背負著母親的寄託與家族使命，決定到美國奮力一搏，闖出一片天，出發前母親告訴他：「凡是去美國發展的人都成功致富了，相信你一定可以做得更好。1919年，36歲的龐氏意外發現一種能快速賺錢的金融工具，於是他隱瞞自己的過去，到波士頓創業，開辦一間公司，設計了一項投資計畫向當地人兜售，刻意將計畫複雜化，對外一律宣稱只要投資某項商品，便可以獲得高額回報，讓人霧裡看花。

礙於各國的政策、匯率等因素，很多經濟活動一般民眾難以確認，龐氏便抓住這個弱點，宣稱所有投資項目在45天內就能獲得50％的回報，等同於90天就能有100％的回報，相較於當時銀行一年僅有6％的利息更具吸引力。所以，現在任何用後期「投資者」的錢繳給前期「投資者」的投資項目，都被稱為「龐氏騙局」。文：羅德 騙局起源 龐氏騙局這代名詞來自美國一位義大利移民──查爾斯．龐氏（Charles Ponzi）。當時龐氏更被那些不明就裡的美國人視為神一般的傳奇人物，與發現新大陸的哥倫布及發明無線電的馬可尼齊名，成為最偉大的3位義大利人其中一名。現在，讓我們看看龐氏騙局如何發生的。

在社會上有著一定的身分地位，有錢就代表幸福，於是乎人人都懷抱著發財夢，期望能在一夕間賺大錢。龐氏被判處5年的刑期，出獄後仍不知悔改，又以類似手法進行金融詐騙，再度入獄，直到1934年被遣送回義大利，但回到義大利後，他仍無所不用其極地想騙取墨索里尼的錢財，所幸未得逞，惡名昭彰的他，1949年於巴西一間善堂去世，離開人世間時身無分文，極其諷刺。四個戰勝同盟國的旗幟早已不復存在

布衣史學尚有一短處，即作者既未如中央朝臣統籌全國事務，又不能像地方官員宦遊四方，故他們常由自己所處的帝國一隅，概觀縱論天下事，不時陷入以偏概全的困境，尚渾然不覺。明代中葉以降，商品經濟繁興，帶動通俗文化、出版事業的發達，民間知識的力量得到發抒，平民史學開始嶄露頭角。如此兩極化的政爭氛圍中，執筆著史實不易保持中立超然。補官們意圖重建南明史事時，尚有一無可廻避的缺憾，便是時局動盪和文字檢查造成原始史料的失真和匱乏。

縉紳群體之成員，皆是經過層層科舉考試撿選出來的精英，其中自不乏史才卓越之學者，雖無緣入翰林，可是治史雄心絕不遜於前者，且不囿於翰林的規範和格局。迄崇禎朝，內憂外患加速惡化，國家敗亡迫在眉睫，即連一般民間知識份子亦頻頻發聲，訾議時政、呼籲改革。

萬曆朝官修國史，遷延時日，無疾而終。為確定自身的存在感和曾冒死追隨的行朝之歷史定位，南明補官用生命血淚去還原這段坎坷的史實，其價值自非同凡響。翰林史官乃科舉考試中精挑細選的人才，再經政府悉心培育，讀書中秘，得參閱金匱石室珍藏之圖書、檔案。即使立場較溫和客觀者，也被認定歸類，難以獨立自清，或因師友交游而成為某派別的同情者。

補官史家過度強調南明諸政權正統性之餘，有時不免忽視雙方實力對比和多數民意的向背。此時已無前朝的政治禁忌，研究檢討深刻多元，頗多新解卓見，乃至能通透條貫自成一家之言。同時翰林後輩，既側近權力核心的皇帝，且親炙內閣大學士之教誨，直接觀摩層峰權力運作和大政方針擬定，可謂得天獨厚的修史儲備人才。最後，也可能是縉紳史學最嚴重的弱點，就是官員掌握權力、坐領俸祿，國勢衰敗，他們本身難逃政治責任，撰述時便不免故意或無意的爭功諉過或含混其辭，導致眾說紛紜，真相難明。

明末內憂外患，政府控制力減弱，邸報和政治軼聞流傳廣播，布衣史家以此為基礎編著史籍，替社會基層發聲或投入市場營利。其三，翰林體系較封閉，無犯過錯通常不外轉，孤高在上，與基層施政脫節，更不深悉民間百態。

即使是布衣世家子弟，見聞也僅止於親朋長輩，猶與現實政治有所隔閡，立論偏頗的情形並不鮮見。清初官修正史，雖謹慎參酌明清之際明史學的成果，但係針對當時需求而編，未必符合今日的價值標準和鑑戒作用。

明清之際的明史學發展，大致可分為四類，首先論翰林史學。然而他們究竟全無政治實務經驗，所參引的邸報史料固可信度高，卻不諳官場潛規則和私下權謀操作。惟翰林史學亦有其不足之處：其一，翰林系統官員與皇帝關係密切，公職之外尚有私誼，基於恩義之情，他們對皇室的批判有其局限，甚至美化歷朝皇帝，歌功頌德之辭已成固定套路，微諷暗貶反隱晦不明。若其本身又肯敦品勵學，勤於自修，實不難成為優秀史家。此舉也許可達到教忠教孝之目的，但刻意誇大史實則非嚴謹史家所當為。痛心疾首抨擊之餘，不乏有識之士理智的試圖回顧國史，發掘盛衰演替之緣由，再對症下藥，革新時弊、救亡圖存。

其次，明末黨爭激烈，派系意識鮮明之士自是非白即黑、黨同伐異。清初修《明史》，固由翰林史臣督導，然不得不借助前代遺臣、遺老之力，方克完成，皆為明證。

因此現代學者有必要突破清代官方的取捨和判斷，直溯本源，擷取闡發明清之際百家爭鳴時期的創見和證言。若將他們的眾多著作整合齊觀，幾乎便可透視有明一朝施政良寙之梗概。

他們出身庶民階級，了解民生疾苦和民意動向，且又未曾參與統治集團，所以可超然政府體制之外，批判時政之徹底、訴求角度之新穎，前所未有。此外，他們為在價值混亂的政權交替之際，凸顯忠義精神的可貴，甚至經常不惜渲染美化壯烈犧牲人物之事蹟。

此外，翰林出身史家，士林地位崇隆，他們國史之外的私史、筆記著作，也是洛陽紙貴，廣為流傳，往往被視為遺珍信史，影響當世史壇甚鉅。入清後，官方自我認定直接繼承崇禎朝正統，南明行朝成為非法偽政權，若有似無，值得探究卻又充滿禁忌。南明補官可謂雙重邊緣人，國亡之前，他們因不具備高等科舉功名，無緣進入統治集團，相對在學術文化領域也處於非主流的陪襯或附庸地位。他們因此不得不仰賴個人的回憶和有限的相關史籍為依據，掛一漏萬、魯魚亥豕之弊遂不可免。

平時編纂實錄、誥敕等，尚游刃有餘，但逢興修一代正史重任，則心餘力黜。其二，他們難免本位思想，對過往閣臣同情多於責難，甚且對部院大臣的不配合和言官的捕風捉影糾彈，頗有怨言。

不過，情感激發的使命感，常會附帶造成理智的盲點。他們佔明帝國政府官員的絕大多數，上自六部長官，下迄第一線親民的父母官，各司其職，治國理民。

文：吳振漢 明萬曆以降，國勢傾頹、百弊叢生，以「東林」團體為核心的士大夫們，已振臂疾呼，倡議改良政風、批判權貴腐化。首先，儘管傳統科舉取士，重視通才培育，但帝國政府詮選調派官員仍會考量專精領域，所以個別文官視野所及，往往僅限於其仕途閱歷，缺乏多元視角和宏觀高度

補官們意圖重建南明史事時，尚有一無可廻避的缺憾，便是時局動盪和文字檢查造成原始史料的失真和匱乏。即使是布衣世家子弟，見聞也僅止於親朋長輩，猶與現實政治有所隔閡，立論偏頗的情形並不鮮見。首先，儘管傳統科舉取士，重視通才培育，但帝國政府詮選調派官員仍會考量專精領域，所以個別文官視野所及，往往僅限於其仕途閱歷，缺乏多元視角和宏觀高度。最後，也可能是縉紳史學最嚴重的弱點，就是官員掌握權力、坐領俸祿，國勢衰敗，他們本身難逃政治責任，撰述時便不免故意或無意的爭功諉過或含混其辭，導致眾說紛紜，真相難明。

同時翰林後輩，既側近權力核心的皇帝，且親炙內閣大學士之教誨，直接觀摩層峰權力運作和大政方針擬定，可謂得天獨厚的修史儲備人才。為確定自身的存在感和曾冒死追隨的行朝之歷史定位，南明補官用生命血淚去還原這段坎坷的史實，其價值自非同凡響。

南明補官可謂雙重邊緣人，國亡之前，他們因不具備高等科舉功名，無緣進入統治集團，相對在學術文化領域也處於非主流的陪襯或附庸地位。清初官修正史，雖謹慎參酌明清之際明史學的成果，但係針對當時需求而編，未必符合今日的價值標準和鑑戒作用。

其三，翰林體系較封閉，無犯過錯通常不外轉，孤高在上，與基層施政脫節，更不深悉民間百態。此外，他們為在價值混亂的政權交替之際，凸顯忠義精神的可貴，甚至經常不惜渲染美化壯烈犧牲人物之事蹟。